制度之外的科研共同体

Jing-Xuan Chen 06/27/2026 Hangzhou

注：本文由AI翻译，英文原版刊载于这里，表意若有不明以英文原版为准。

一个成熟的科研共同体，究竟由什么构成？它只是由一套制度维持的吗？

很多时候，我们谈论“科研体系”，首先想到的是大学、经费、论文、实验室、项目和评价制度。这些当然重要。没有稳定的资金、岗位和基础设施，科研很难长期运转。但如果只用这些词来描述科研体系，又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在制度之外，似乎还存在一种更难被量化的东西：共同的审美、记忆、传统和生活方式，有这些东西和没有这些东西的科研应该是什么样的？

这里所谓的审美、记忆、传统，并不是指论文写得漂亮，也不是指某个领域偏好什么样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共同体对于“科研应该如何存在”的集体想象。什么样的交流是自然的，什么样的workshop值得一代代办下去，什么样的刊物、数据库和野外站值得被长期维护，什么样的年轻人应该被带入这个共同体。这些东西往往不会明确写在制度文件里，却真实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科研气质。

也许很多人所说的“科研氛围”，指的正是这些东西。就拿中国来说，许多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者抱怨中国的“科研氛围不行”，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美国的论文标准或经费条件。更深一层说，他们已经被一种美国式科研审美规训过：在那种审美里，科研不只是完成项目，而是一种建立在开放交流、长期积累和共同体认同之上的生活方式。当他们回到一个拥有项目、论文和平台，却缺少这种共同体文化的环境时，便会觉得某些东西“不对”。它不只是经费多少，也不只是论文水平，而是科研能否成为一种共同体生活。一个地方是否有稳定的课程传统、开放的交流空间、被认真对待的长期科学记录、学生和PI之间自然的非正式讨论，以及那些看似很小、却会让人产生归属感的共同体符号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美国许多科研机构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，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科研投入和顶尖学者，也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科研文化。Summer course、field station、museum collection、open software、seminar、coffee break、实验室传统、共同体纪念物，这些东西并不是科研的装饰，而是科研环境自身的一部分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简单复制美国。每个社会的科研氛围的形成都有其独特性。美国的科研文化本身也是历史产物，建立在长期充足的物质基础之上。稳定的大学体系、国家科研经费、私人基金会、博物馆捐赠传统和较富裕的社会环境，共同支撑了许多机构、课程和馆藏的延续。没有这些条件，许多我们今天看到的科研文化不可能自然形成。

但问题也正在这里：如果一种科研文化高度依赖长期充足的物质基础，那么当这种基础受到压力时，它还能维持多久？近年来，随着政府预算缩减、科研院所财政压力增加、国际交流的不确定性上升，美国科研体系本身也开始面对这个问题。文化不会因为一两年的预算变化立刻消失，但如果压力持续存在，首先受影响的往往不是最容易被量化的论文产出，而是那些最难被指标保护的部分：野外站、长期课程、小团体刊物、年轻岗位，以及那些维系共同体记忆的人。

这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：科研体系的抗压能力究竟来自哪里？也许一个科研体系真正成熟的标志，并不只是它在资源充足时能够产出多少成果，而是它在压力下是否仍能维持自身的连续性。战争、财政危机、政治变化、去全球化、人口变化，都会考验一个科研共同体是否只是预算支持下的项目集合，还是已经变成一种能够跨越几代人的制度。英国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。作为政治和经济力量，英国早已不再处于帝国时代的位置；它今天在科研投入上的规模也无法与美国相比。但Royal Society、Natural History Museum、Cambridge、Oxford、Kew等耳熟能详的机构依然具有强大的象征和实际影响。这说明，一个科学制度的寿命有可能长于创造它的政治经济体系。国家实力会变化，财政条件会变化，但有些机构一旦形成深厚的制度记忆，便不再完全依赖某一阶段的繁荣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文化可以脱离物质基础无限延续。没有钱，机构会衰弱；没有岗位，年轻人无法进入；没有维护，博物馆馆藏会损坏；没有课程，传承的归属感会中断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物质和文化谁更重要，而在于一个科研共同体能否把阶段性的资源转化为长期的制度记忆。说到底，科研共同体需要两种资源：一种是钱，另一种是意义。钱让机构能够运转，意义让人愿意继续维护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东西。钱可以建楼、买仪器、支付工资；意义则回答另一些问题：为什么一份科学记录值得保存？为什么一门课程值得每年继续？为什么一个博物馆即使不直接产生高影响论文，也不能被放弃？为什么一个地方会让后来者觉得自己属于某个更长的历史？

当我们把视线放到东亚，东亚的问题也许正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下重新理解。就拿中国来说，中国科研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仍处于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。在面向全球招聘时，许多机构往往强调自身的科研资源与经费条件，这些方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具有很强的竞争力，甚至在许多指标上超过了绝大多数科研体系。然而，较少有机构会同时强调自身是否存在持续稳定的科研传统，以及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、资源条件趋于收紧时，那些在繁荣时期被突出展示的优势是否仍然能够延续。当全球经济进入周期性波动，科研体系几乎不可能独善其身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科学家在不同国家与机构之间的选择，往往并不只取决于短期资源条件。在一个科研资源相对充足但文化与共同体氛围仍在形成的体系，与一个科研氛围成熟但资源相对有限的体系之间，科学家的流动与选择结果未必总是倾向前者。同样，日本的经验也值得注意。它在传统生物多样性领域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地方记录传统：初记录、区域调查、观察短文、照片和地方刊物共同构成了一种细密而持续的博物学氛围。这种传统不一定总是“顶尖科学”，但它能让一个地方持续产生关于自然的知识和记忆。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。如果这种传统过度内向，只在熟人圈和本国语言系统中循环，国际交流和理论更新就可能不足。它能保留地方知识，却未必总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更开放的国际对话。因此，东亚未来需要的也许不是简单美国化，也不是简单全面日本化，而是一种新的组合：美国式开放的国际共同体，日本式细密的地方记录传统，以及东亚自身的物种、馆藏、文献和地方知识。这样的体系既要能进行前沿科学，也要能认真维护那些看似不够前沿、却决定长期积累的基础工作。这也意味着，建设科研体系不能只问“如何提高产出”，还应该问“如何提高韧性”。一个实验室、一门课程、一座博物馆、一份地方刊物、一处野外站，能否在经费充足时发展，在压力来临时不立刻断裂，在环境改善后继续恢复，这也许才是科学制度真正成熟的标志。

所谓science under pressure，并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。它关乎所有科研体系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变化中的持续能力。一个共同体如果只依赖当下的资源，它会随着资源消失而消失；如果它能把资源转化为制度记忆、共同体认同和代际传承，它就有可能在压力之下保持生命。所以，科研共同体也许不是制度的反面，而是制度被长期生活化之后形成的结果。制度提供框架，文化赋予意义，传统让它跨越时间，而韧性则决定它能否穿过压力。

我们平时常说要建设科研体系，但也许更难的问题是：如何建设一个在压力下仍能延续的科研共同体？这可能比讨论“如何提高科研水平”，是一个更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