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然博物馆库房管理传统的缺位危机
Jing-Xuan Chen
2026年5月28日，波士顿
最近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（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, MCZ）参观交流期间，我有机会进入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鱼类库房区域。与展览大厅不同，这个位于地面层的巨大空间的设计目的并非展示，而是保存与研究：密集排列的移动柜、玻璃标本瓶、金属容器、不同年代的原始标签与替换标签、手写记录，以及由一代代馆藏管理人员持续维护的标本。有些鱼类标本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一直保存于乙醇之中。整个空间安静、朴素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。然而，恰恰是在这里，我最强烈地感受到这座博物馆作为科学机构的身份。
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仅仅是馆藏规模本身：很多机构喜欢把庞大的馆藏数字作为一种宣传修辞。真正重要的，是库房管理延续的证据。管理人员讨论不同类型的标本瓶时，关注的并非容器本身是否新颖，而是是否具有长期支撑保存的实力；人们记得各种标签材料，不是因为它们曾被使用，而是因为它们在数十年中的实际表现各有参差；一些早已淘汰的密封方式并未被遗忘，而仍然作为机构技术记忆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馆藏并不是生物标本的仓库，而是一种依靠判断、习惯与长期积累的经验维持运转的科学基础设施。
Fig.1 MCZ
这些观察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我在国内的一些经历形成了对照。过去几十年间，中国许多自然博物馆经历了快速扩张与机构转型。新的馆舍不断建成，展览持续更新，公众参与也得到显著加强。然而，在部分机构中，馆藏本身却并未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。问题未必在于缺乏标本，而在于维系这些标本作为长期科学资源所必需的库房管理文化（curatorial culture）正在逐渐弱化。
这种文化之所以容易被忽视，恰恰因为它很少直接面向公众。今天的博物馆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可见的指标来衡量自身价值：参观人数、媒体影响力、教育活动、建筑形象，以及展览的新颖程度。这些当然并非不重要。自然博物馆需要与社会保持联系，优秀的展览也确实能够影响一代人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演化的理解。然而，当可见的成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，一个更为安静的问题也可能被掩盖：机构是否仍然知道如何照料那些支撑其学术权威的物质基础。
在许多地方，尤其是在近几十年经历快速机构重组的博物馆中，自然博物馆的库房馆藏逐渐被推向一种模糊而尴尬的位置。它们仍然出现在宣传材料中，为年度报告提供数字，为机构简介提供合法性，也为展览提供背景性的学术权威；然而，它们未必仍然能够真正影响博物馆的发展方向。展厅不断扩建，馆藏库房却长期人手不足；公众服务越来越专业化，而保存技术知识则越来越依赖地方性的经验积累，并因此变得脆弱。馆藏依然存在，却逐渐在认知层面被边缘化。
这种变化对于液浸标本馆藏而言尤为有害。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，一件液浸标本似乎十分简单：一个动物、一只玻璃瓶、一些保存液，以及一张标签。然而实际上，液浸保存是博物馆管理中技术要求最高的工作之一。保存液会挥发，容器会失效，标签会褪色，密封材料会老化，而各种化学作用则会在漫长时间尺度上缓慢发生。一次不当的决定，其后果往往多年之后才会显现。一份馆藏或许在照片中看起来井然有序，但实际上已经带有未来损坏的征兆。
Fig.2 在博物馆宣传活动中，馆藏标本常被用作馆藏实力展示，例如此图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张照片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馆藏管理人员十分熟悉的问题：标本瓶中可见的红褐色变色现象和未被浸没的标本，可能意味着这些材料已经开始发生损坏。这类细节往往不会被公众注意到，甚至连宣传材料制作过程中也未必有人察觉.
因此，仅以标本数量衡量馆藏价值是极其有限的。一个博物馆或许拥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件标本，但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些材料是否真正可供研究使用。标签是否稳定？保存液是否合适？容器是否可靠密封？标本是否具有可信的数据来源？模式标本是否得到明确标记与保护？转移过程中历史标签是否被完整保留？研究人员是否能够轻松申请和使用这些材料？这些问题远不如展览设计引人注目，却决定着一份馆藏究竟是科学资源，还是一屋正在老化的物件。
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，是对于“新事物”的不加批判的追逐。与许多公共机构一样，博物馆经常被鼓励采用新的材料、新的系统以及新的技术。“现代化”的语言总是具有吸引力。一种新的保存液、一种新的展示技术或一种新的管理方案，听起来往往比那些经过数十年检验的传统做法更加先进。然而，馆藏运作所依赖的时间尺度与现代行政体系并不相同。一项采购决策可能只需要一年完成，但一件标本却可能需要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持续保持研究价值。例如近年来，一些原本用于教学解剖用标本的保存液，被推广到更广泛的标本保存工作中，甚至有些机构开始决定用其取代延续了近百年的传统保存试剂。这类产品通常以便利性、技术进步或现代博物馆实践的名义出现。但当新材料进入馆藏体系时，创新性、外观和管理层面的吸引力，可能压过了独立而长期的评估。对于短期教学而言，这些材料或许完全足够；但对于永久性的科学馆藏而言，其证据标准理应更加严格。
自然博物馆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混淆的影响，因为它们如今处于学术研究与公共娱乐之间一个微妙的位置。许多新建博物馆被期待具有活力、互动性以及视觉吸引力。它们需要与主题公园、数字媒体和商业文化空间争夺公众注意力。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反科学；事实上，许多展览都十分优秀。然而，当一座博物馆越来越被设计成一种“体验”时，它也可能逐渐失去维系馆藏所需的制度气质。馆藏管理需要耐心、克制，以及对简单解决方案保持怀疑。它更青睐那些思考的不是下个月会发生什么，而是五十年后会发生什么的人。
展示（display）与馆藏管理（curation）之间还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差异。展览关注的是，一个物件如何在当下与公众对话；而馆藏管理关注的则是，在当前机构、当前工作人员以及当前研究问题都已过去之后，一个物件是否仍然能够保持意义。二者并非彼此对立，但也并非同一使命。当展览成为博物馆的主导语言时，馆藏便有可能被视作后台资源：在支撑展览时十分重要，而在需要空间、专业知识和经费时则显得不那么受欢迎。危险并不在于博物馆变得受欢迎，而在于这种受欢迎逐渐脱离了其作为博物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。
管理良好的馆藏体现出另一种逻辑。在那里，研究、教学与展览并非相互竞争的活动，而是共同建立在同一份被保存下来的生命记录之上。一件几十年前采集的标本，可能支持一次分类学修订，可能用于课堂教学展示某种功能特征，可能提供分子研究所需的组织样本，也可能成为公众展览的一部分。它的价值并不会在采集完成的那一刻被固定下来，而是在持续的照料、记录与再利用过程中不断累积。馆藏维护得越好，它能够支撑的未来也就越多。许多机构未能真正理解的，正是这一点。馆藏并不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负担，也不是可以在需要时展示的统计数字。它们是一种基础设施：缓慢、昂贵、脆弱，却不可替代。建筑可以翻新，展览可以重做，数字系统可以更新；但一旦标本损坏到无法使用，一旦数据丢失，一旦标签与标本本体分离，这种损失便无法依靠未来的经费或技术加以弥补。
因此，一座自然博物馆中最重要的房间，或许正是大多数参观者从未进入过的房间。那里没有戏剧性的灯光，没有多媒体装置，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参观路线。那里或许带着淡淡的乙醇气味；而在管理最完善的馆藏中，甚至几乎闻不到任何气味。对于普通参观者来说，它可能显得平淡无奇；对于馆藏管理者而言，它却蕴含着无穷的信息。正是在那里，存在着“展示自然”的博物馆与“保存自然”的博物馆之间的区别。自然博物馆当然可以是美丽的、受欢迎的、具有教育意义的，也可以积极拥抱新技术。但如果馆藏逐渐从机构自身的想象中消失，那么它最终可能只是外表优雅而内核空洞。自然博物馆的未来，并不仅仅取决于更好的展览，更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保存、延续并尊重那种使展览、教学与研究成为可能的馆藏文化。
注：本文由AI翻译，英文原版刊载于这里。表意若有不明以英文原版为准。